【文物大工匠】
原标题：100余次试验配出“良药”，“救活”800岁千手观音——（引题）
她在悬崖上给石头“写病历”（主题）
本报记者 黄仕强
陈卉丽在修复千手观音造像。受访者供图
1月6日，重庆大足的冬日，寒意侵肌入骨。
在大足石刻研究院那间略显拥挤的办公室，61岁的研究馆员陈卉丽正盯着一台运行迟缓的电脑。屏幕的光亮映在她的脸上，勾勒出近乎执拗的专注。桌案上，新旧资料堆叠成半米高的“围墙”，将她消瘦的身影藏在其中。一旁的书柜里，层层叠叠的奖章与参会证件在昏暗中静默，它们仿佛岁月的“鳞片”，记录着30载的寒来暑往。
此时，10余公里外的崖壁上，5万余尊石刻造像已静立千年。时光赋予了它们厚重的历史底色，也带来了不可逆的风化与剥蚀。
“我的工作是和时间‘抢’时间。”从“抢救”濒危石刻，到预防“病变”发生；从依靠眼力手感，到借助科学仪器精准诊断，30年来，全国先进工作者、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陈卉丽攀爬于高崖陡壁间，给这些“石头”写“病历”、出“诊断”。
千年石窟有了“数字病历”
“从1996年入行算起，今年正好30年。”陈卉丽推了推眼镜，话语间有一种历经岁月沉淀的从容。
石质文物修复是一门极其复杂的综合学科，不仅要通晓历史、考古、化学等多学科知识，还得是雕刻、贴金、彩绘等领域的行家里手。
在无数次与残石断壁的对视中，陈卉丽摸索出了一套文物病害诊断的望闻问切“四诊法”。“望”是看文物的断裂、破碎、表面情况，对比资料影像；“闻”是嗅文物表面气味，看是否有污染霉变；“问”是向看护人员了解文物变化情况；“切”是用手轻摸触碰感受文物是否疏松，或用银针刺探被金箔彩绘覆盖的石质本体风化情况。
靠着这手绝活，她能初步诊断出文物的20多种病害，准确率高达95%以上。
2008年夏天，这套传统经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列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“一号工程”。作为石质修复组组长，陈卉丽带着团队第一次踏入现场时，心沉到了谷底。
“金箔脱落、岩体断裂、彩绘褪色……”回忆起初次勘探，陈卉丽的声音微微发颤，“病害足足有34种，残缺处多达440处。‘一号工程’既是价值一号，更是难度一号。既要救命，还要治病。”
传统的“望闻问切”依赖的是肉眼与经验积累，这一次，陈卉丽决定给修复师装上一双“透视眼”。她带领团队创新性地将三维扫描、X射线探伤、红外光谱等20余种高科技手段引入“诊断”流程。
在千手观音修复中，三维激光扫描建立的数字模型，捕捉到了细小的微裂隙；多光谱成像技术，让被遮蔽的彩绘，显露出了原本的斑斓。经过3年多的系统研究，他们绘制出了国内首张石窟寺修复“数字病历图”。
“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，就像我们的左右手，缺一不可。”陈卉丽感慨道，在这场数字化变奏里，石刻不再沉默，它们在高频数据与指尖温度的交织中，向“石刻医生”们敞开了最隐秘的病理。
毫厘间上演“化学魔术”
诊断是与石头的对话，而修复，则是一场在分子层面进行的“化学魔术”。
在宝顶山、北山的崖壁上，陈卉丽瘦削的身影常被巨大的脚手架吞没。在狭窄逼仄的操作空间，她或站或蹲或躺，手中的手术刀和注射器在毫厘间游走。
“文物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所有‘手术’都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”这是陈卉丽常挂在嘴边的话。她告诉记者，在修复千手观音这尊800岁的国宝时，最大的挑战并非破碎的金身，而是如何配制出一种既能强筋健骨、又不产生“排异反应”的“良药”。
为了寻找这剂“良药”，陈卉丽在实验室和脚手架间来回奔波了3年，从10多种材料中提取不同比例剂量，进行了100余次试验，才调配出适应造像环境需要的加固剂。
到了金箔修复现场，情况更为复杂。千手观音原有金箔1.6平方米，需修复面积高达0.8平方米。起初，团队试图将揭下的旧金箔处理后回贴，但反复试验均告失败。
为找到最合适的贴金材料，从2008年至2014年，陈卉丽和团队经历了无数次尝试，最终让大漆与金箔完美“牵手”。
在长达8年的修复周期里，枯燥的数据见证了这场“化学魔术”：填写调查表1032张，录入数据3.5万个，手绘病害图297张，拍摄照片2万余张，编制方案1066个；使用加固材料约1050千克，金箔粘接大漆约1000千克，金箔多达44万余张……
千手观音修复完工那天，陈卉丽代表研究院将写有所有修复人员名字和材料的“装修题记”，郑重地封入主尊腹部。当她转身仰望这座重焕金辉的造像时，8年的千斤重担，瞬间化作了眼眶里温热的清澄。
然而，感性的宣泄只是片刻。短暂驻足后，陈卉丽收拾好心情，将千手观音的修复经验化作行囊里的“秘方”，又奔赴下一个现场。
让石刻“呼吸”穿越千年
如今，陈卉丽的“诊台”已遍布大足石刻的5个山头、10处片区，岩体加固、水害治理、本体修复……年过六旬的她被单位返聘，依然坚守在文物保护一线，但目光已不再局限于当下的修补，而是投向了更遥远的未来——传承。
“5万尊造像的修缮、保护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漫长接力，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。”陈卉丽深知，真正的文物保护，不是留下几件完美的修品，而是留下一套标准、一支薪火相传的队伍。“只有发挥‘愚公移山’的精神，才能让石刻在下一个千年依旧神采奕奕。”
近年来，陈卉丽以大足石刻研究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重庆市劳模创新工作室、陈卉丽石质文物保护修复首席技能专家工作室为依托，采取“走出去、请进来”、自学、进修等多种方式，培养出20余名专业修复师。
“陈老师经常告诫我们，要守得住清贫、耐得住寂寞、练得好功夫，更要心存敬畏。”2024年加入团队、负责地质勘探与研究的杨谦说，在陈卉丽的言传身教下，“守得住寂寞，练得好功夫”已成为大家的共识。
陈卉丽还将毕生经验倾注笔端，写成45万字的专著《大足石刻保护探索与实践》；她主研编写的《不可移动石质文物修复操作规程》，成为全国首个石质文物修复地方标准。
岁月流转，山石无言。在大足石刻的崖壁里，陈卉丽那一代“文物医生”正在老去，但一群更年轻的身影已经接过手术刀。他们带着高精尖的仪器，也带着那股“甘守清苦”的韧劲，继续在石头的褶皱里，一针一线地缝补着属于大足石刻的编年史。
正如陈卉丽所说：“我只是千年石刻生命里的一个匆匆过客，但只要这支队伍在，石刻就能在下一个千年里，继续健康呼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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