配资公司100强闻名后世的“桑弘羊之问”，难倒了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！

▌武帝难题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配资公司100强，汉武帝的形象都是雄才大略的“千古一帝”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他其实是一个好大喜功、控制欲极强的皇帝，他对国家和民生的破坏，是非常巨大的。汉朝初年，朝廷奉行“与民休息、轻徭薄赋”的治国理念，民间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：官仓里的粮食多到变质，府库中的铜钱多到串钱的绳子朽烂。司马迁在《货殖列传》中也记载了汉初时商业繁荣、民众富裕的盛况。

▲媲美《国富论》的经济学思想

但是，由于武帝穷兵黩武，文景两朝积累下的充沛国库竟被消耗一空，国家财政出现了“用度不足”的危急状况。为了支撑持久战争，武帝把手伸向了百姓，他推行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，实行盐铁国家专营。

这些政策让朝廷大发横财，却导致民间经济崩溃，百姓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。武帝晚年就曾多次降下罪己诏，反思自己不惜民力的过失。

像汉武帝这样用费无度的皇帝，会把几代人的钱都花光，连带子孙也要欠债。但是他在世时，根本无人敢批评国营化政策，更别说制止了。

武帝驾崩6年后（公元前81年2月），在汉帝国的议事大殿上，发生了一场帝国经济政策的公开辩论。《盐铁论》记录了这次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大辩论。辩论的主题是——“盐铁行业是要放开民间自由竞争，还是继续国营垄断？”辩论的一方是武帝的财政大臣（大农令）、敛财能手桑弘羊及其属下，另一方则是一群儒生。

▌桑弘羊之问

一上来，儒生就对桑弘羊采取凌厉的攻势，历数盐铁国营的罪恶：

1.国有专营制度造成绝对垄断，价格昂贵，强买强卖。

2.强行收购粮食物资建立储备，这是与民争利，导致经济萧条、人口锐减。

3. 国营制度豢养了权贵经济，形成了以国营为名、攫取私利的特权集团。

儒生说完，对面的桑弘羊却没有丝毫慌乱，轻轻地捻着胡须，反问儒生：

1.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，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，如果不执行国有专营制度，请问钱从哪里来？

2. 一旦遇到战争、灾荒等急需用钱，国库却空空如也，怎么办？

3. 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中，形成压倒性的力量，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，怎么办？

儒生们目瞪口呆，哑口无言。这就是闻名后世的“桑弘羊之问”，它难倒了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，也成为皇帝们的最爱——这三个反问，不仅让官家打压民间变得顺理成章，还让皇帝搜刮百姓变得心安理得。

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：“这个帝国的运转，从来不是依靠法律契约和数字管理，而是从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。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藏富于民的意识或压力，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、做大中央政权。这种人身控制，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。但民间经济的凋敝，让历代王朝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和农民起义的宿命……”

吊诡的是，此后的两千余年，中国历史陷入了一个怪圈：历朝历代的“桑弘羊”无一例外地战胜了“儒生”——几乎每一个皇朝，都极力垄断财政、做大中央政权。但是，每逢饥荒或战争，中央政权总是捉襟见肘。并且，几乎每个王朝都无法逃脱屈辱、惨烈的亡国之祸。

▌王安石变法：千年前的国家干预

盐铁大辩论一千年后，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皇权，极力削弱地方和民间，大宋朝由此形成了“积贫积弱”的局面：官僚机构臃肿，效率低下；军队开支巨大，屡战屡败。神宗年间，为扭转经济困局，王安石采取了一系列桑弘羊式的国家干预政策。

这些措施短期内改善了财政，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。以青苗法为例：国家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贷款给百姓，待百姓丰收之后再归还本息。于是，国家变成了高利贷者。官员借机大搞腐败，强制农民借贷。于是，国库开始充盈了，百姓的境况却越加悲惨。

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反对者，他如此评价“国家专营”政策：“天地间能挣钱的行业是有限的，只要官家垄断了，民间自然就无法盈利。桑弘羊能够使国库充盈，如果不是取自百姓，还能取自哪里呢？”（《资治通鉴·汉纪十四》）

▲王安石和司马光

新法遭遇巨大阻力，甚至发生了灾荒，导致神宗开始迟疑。但是王安石告诉神宗：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。”意思是说，无论是上天警告、先皇遗命还是民间舆论，皇帝都应该采取无视。自此，皇权变成出笼的猛兽，而积贫积弱的局面也一直持续到大宋灭亡。

▌近代中国：夹缝中的民间资本

晚清洋务运动时期，朝廷鼓励“兴办实业”，但不允许民间独立经营，于是出现了官办、官督商办、官商合办三种企业。其中，只有轮船招商局等少数几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盈利。但是随后，李鸿章便找了种种借口，将三个民间股东以净身出户的方式全部逐出。随着民间资本的退出，洋务企业陷入了长期的亏损和停滞。

这种结局其实并不算意外，洋务运动的目的从来不是“自强”、“求富”，而是桑弘羊式的诉求：维持中央集权的绝对优势，对内消灭农民起义、对外全球争霸。因此，清廷根本不在乎洋务企业是否营利，更不会把民众的财产权放在眼里。

盐铁辩论两千年后的民国时代，中国再次面临汉代时的难题。此前，市场的自治力量主导着中国：民营企业家已具备自治能力，他们组建了商会和法庭，与外国人一同管理租界。

但是在1920年代国民党北伐后，重新确立了大一统的集权体制。民族口号的兴起，也为驱逐外资提供了完美的借口。在宋子文等人的干预下，国民政府成立资源委员会，经济模式越发走向苏联计划体制——这为国民党的败亡埋下了伏笔。

两次提名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，如此评价近代中国的经济模式：模仿西方技术，建立先进企业，这种模式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。但是，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，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，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；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，与民争利，损害社会利益。在这种制度下，官办企业效率越高，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。最后，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、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！

▌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

究竟是要“国家垄断经营”，还是要让“民间自由生长”？与“桑弘羊之问”如出一辙，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西方思想界——其激烈、曲折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历代的争议。

在西方，尽管亚当·斯密奠定的自由市场理论早已成为公理，然而“政府包办”的神话仍然一直存在，每逢经济危机，这个神话尤其甚嚣尘上。20世纪初的主流经济学家，几乎都以“社会主义者”自居。

1930年代，为了应对大萧条，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。凯恩斯认为：“适当的”国家干预，可以弥补“市场固有的缺陷”；财政刺激和高税福利，可以促进经济发展、人民幸福。

与凯恩斯针锋相对，以米塞斯、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坚决主张：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饮鸩止渴，会带来更多的混乱；财政刺激和高税福利，其本质是对市场秩序、私有私产的粗暴践踏，必然滋生更多的浪费和腐败。

▲奥地利思想家：哈耶克与米塞斯

1931年，哈耶克在伦敦开办讲座，掀起了与凯恩斯的论战。不久后，他又在《经济学刊》上发表文章批判凯恩斯。凯恩斯被激怒了，就像桑弘羊批驳儒生一样，他将哈耶克批判得体无完肤。

当时很少有人理解两人的论战究竟意味着什么，但掌权者的嗅觉却异常灵敏。观念的后果很快得到验证，世界开启了“凯恩斯时代”：苏联、德国把凯恩斯主义视为“国营垄断”的正当性理由，很快开启了大政府的扩张之路；民选政府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、制造通胀，特权阶层以“公共福利”的名义，拿着纳税人的钱做私人投资。

二战后，哈耶克出版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论著。其中，《通往奴役之路》被弗里德曼誉为“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”。他以“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”向世界证明：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经济规律，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充分利用稀缺的知识，使社会保持运转；任何形式的计划体制、国家干预，都只会带来匮乏、混乱和奴役，最终将人类导往乌托邦地狱。

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。1974年10月4日，一直被骂为“冷血无耻”、“替富人说话”的哈耶克，终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——这是自由主义学者首次获此殊荣。哈耶克是幸运的，他不仅获得诺奖，还在他92岁那年，亲眼见证了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——苏联的覆灭。

英美抛弃凯恩斯主义之后，最终赢得了冷战，捍卫了自由体制；曾经“繁荣强盛”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，苏联走向覆灭。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《苏联的命运》中说：“我们的所有经济政策都不符合效率和民主，贪婪的特权阶层大发横财，其他人都变得穷困不堪……苏联是被人民抛弃的。”